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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显然给了我们更多的提示。我们对人之为人的认识越清醒，就越是明白，我们构建的生命护城河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不仅是健康和富足。大河奔流，歌唱的始终是生命的价值与人类的尊严。

我们强调禁止“杀熟”，至少应该排除那种信息对称的情况。如果交易双方的所有信息都是对等的，并且在交易过程中没有显然的胁迫和强制，那么这个交易就是利于双方的，不应该受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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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社会劳动者稳步增长的收入，就不可能就稳定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一场疫情，台湾制造出了一个抗疫英雄，现任台湾卫生健康部门主管兼抗疫总指挥官陈时中。最近几天，陈时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就是不用大陆疫苗。

由于科学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条件，不仅扩大了经济行动的可行范围，也在同时加速了对这些行动的尝试，最终结果是倒逼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尽可能快地将其应用到规制这些行动的法律领域。

迪伦的音乐与其说是关乎事实，不如说是关乎可能性。而最伟大的艺术在世界上所追寻的永远只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

他抛出一个个问题，不断反思，他知道相比答案，探索的过程要来得更有趣味和意义。

在美国文化传统中，对知识分子和智识主义的敌视一直存在。它首先来自理性主义与信仰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

理性主义有缺陷，不代表反理性主义没有缺陷。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从家庭革命实践的演进逻辑中，看到其乌托邦式的悲剧一面，这与前文所述的思想界之弊病，似乎又互为因果，主导着20世纪中国的巨变。

伦理重构和包容社会的未来，并非不可能，然而，如何做到曾经做到之事，未必要使用从前的方法。唯一值得警惕的是排他的民族主义，彻底伤害将社会团结起来，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

极权体制下的个人道德责任是否要以某种个人判断力为前提？无判断力，则无抵御恶的能力？然而，又如何培养包括学术精英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这种与政治有关的判断力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一...

经济学无法解释一切，而经济学对于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又不可或缺，同时，经济学对于人类是如此之重要，我们甚至不能仅仅将其留给经济学家来讨论和研究！

格雷伯对自己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三份工作是满意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对缺乏独立思考、批判能力和反抗意识的“单向度”活法的拒斥，代表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知识范式转型与学...

在人类还无法制造完全人工的环境之前，环境问题仍将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较近的将来相对更容易把握，我们知道，文化演化中技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最终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